ｙｃｌｏｒａｌ：2006上海之行散记
·ｙｃｌｏｒａｌ·文化革命后期，可以看到一些文革时不准放映的电影了，“战上海”就是其中之一。要我看，这“战上海”革命得很，不知为什么不让放映。后来才知道，一是那片子没有经过毛夫人伟大旗手的爱护；二是里面的背景是陈帅的三野，不是林总的四野。因这两条，不能放映。跟那“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样，虽然也是革命，但番号不对，路线就不对；路线不对，就红不起来；红不起来，就不准放映。不过那“战上海”的片名却由此牢记。
一、上海的夜晚
飞机从北京起飞就晚点近四个小时，本应九点多到的飞机，变成了凌晨一点才到。这一来，上海的夜晚变成了上海的早晨，但看着机窗外黑沉沉地，还是当它上海的夜晚吧。
听着左近的上海言话，三十多年前表弟教的那句上海话，“明早四点半，爬起来买小菜”又回响在耳边。那是文革期间，摘帽右派的姨父被革除了公职，在家赋闲，大隐隐于市。第二天要带我起来去淡水路小菜场买小菜，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海。表弟为我恶补上海话，免得被小菜场里的阿公阿婆当做乡下人江北人，乱敲竹杠。
“没得啥子关系。”姨父宽宏地说。他是天津人，高大魁梧，却可以跟他太太说四川话。他们家里，大人小孩都要讲北方话，上海话要到外面才讲。教我上海话，已是破格待遇。
时隔多年，姨父早已作古。但那天早晨他告诉我上海咸豆浆比甜豆浆好吃，从此养成出我对咸豆浆的终生爱好，却好象是昨天才发生过的事情。那时，上海的一碗甜浆售价八分，咸浆却要一角二，贵不少。好象还有不放糖也不加佐料的白豆浆，只要五分钱。当时的币值真的是以分为基本单位。
二十一世纪的上海人，当然不再以人民币分为金钱单位，也不再大清早四点半跑起来买小菜了。可那淡水路小菜场的豆浆大饼，似乎还是那么诱人，那么上海。在我的印象中，上海，不是南京路上的商店，不是国际饭店的豪华，不是大世界的热闹，更不是外滩的高楼。我的上海，是上面提到的小菜场，是思南路的法国梧桐，是重庆南路上的雪糕店，是复兴路上的２４路老式电车。那难看的，方盒子一般的电车，漆成深绿色，到站的时候会响起好听的铃铛，比后来那些咄咄逼人的喇叭来得亲切，尤其是在夜晚。
飞机晚点，出租车就会涨价。这个反比，全世界都通行，上海也不例外。本来七，八十元的车资，竟然涨到了三百元。凌晨一点半，黑暗上海城，官办的出租车都没了影，只有几个拉客模样的人在兜搭着生意。这些人似乎经营着一些地下出租车合作社。有人在大厅里拉客，再分配给外面的司机。拉客的人猖狂得很，竟然为了车价与机场内的保安吵了一架，因为保安说进城应该不超过百元。他指着保安的鼻子大骂，介能晚，又落雨，侬还让不让我们吃饭，阿拉就赚这么一点辛苦钱。说得也是，千千万万上海人这辰光都在被窝里困大觉，只有他们这一伙在捡着正规出租车的下脚，钻这么个空挡，不过是要避开警察，挣一个全家的温饱。那保安居然被他骂得闷声不响。
讲好价，面包车载着我们往浦东而去。
“就是啊，侬住金茂大厦，哪能在乎这么一点点车钱，”司机一边把车开出虹桥机场，一边象是自言自语的说。
“不是这么说，要看合理不合理……”
“合理？”司机一声哂笑，“我这么深更半夜拉客，有哪样合理？人家都在困觉。”
“侬勿好这么讲…”我也想秀一秀不着边际的上海话。
“合理？”伊又讲，“那飞机早就该来。晚点四个钟头，把侬多花百多块洋钿，有那样合理？这世道，没法讲合理。对勿哪？”
“侬勿好这么讲…”我只会这么一句。
“那侬讲怎么讲…？”伊反问我。我回答不出。只见车窗外的高楼鬼影幢幢地忽闪而过。车，上了延安路高架桥了。我们要在高架桥上穿过上海市区，再下桥穿过延安路隧道。过了隧道，就应该是金茂大厦所在的世纪大道了。
“唔，这不大好讲，讲不好…”我支唔以对。
“讲不好，那我来讲，”他倒精神好得很。司机精神好，我感到安全。
“这个世界嘛，存在就是合理。”伊讲。
呵，看伊不出，晚上偷偷摸摸开黑出租，一开口倒来了句萨特。这上海滩，还真是卧虎藏龙之地。
我来了兴趣，问他说：“这怎么讲？”
“怎么讲？侬自家想一想。这飞机要是不晚点，侬就坐不上我的车；侬要不坐我的车，我就挣不上这两百块洋钿；挣不上这两百块，我的孩子就上不了幼儿园。所以啊，这一切都在存在之中，”他松开油门，车子慢慢地滑进了隧道，前方，漆黑无比。“侬自家讲，这是不都是合理的来嘿？”
“呃，合理合理”我嗫喏道。真怕说出一个不合理，他那车就在黑暗的隧道里不出来了。
金茂大厦附近也是漆黑一片。不过，我们还是顺利入住预定的房间。豪华的设备，令女士们开心不已。更好的是，两个房间中间是相通的，把门打开，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套间。
拉开厚重的窗帘，深夜的上海一片漆黑。只有左近东方明珠塔上的防撞灯还在一闪一闪地为夜航的飞行器报警。依稀能看见南浦大桥，对面的外滩则灯光全无。是啊。就是夜上海还是要有夜的嘛。只是从这百丈高楼上俯视下去，上海的夜晚，是那样的深沉。
二、上海的早晨
在黑暗中睡去，又在黑暗中醒来。这旅馆的窗帘真是密不透光。拉开窗帘一角偷窥，没想到上海的天空是如此阴狸，如此灰暗。从七十层楼鸟瞰下去，街道，房屋，车辆都似隐似现，且又袖珍无比。而行人呢，在厚厚的灰暗中则几乎看不见。黄浦江也模糊不清，偶有江上的汽笛在提示着船舶尚在航行。
江对面的外滩则更是模糊。正对着的沙逊大厦和旁边的老中国银行大厦还能区分出来。不过，当年那些大洋楼已象积木般矮小，很难认出他们是雄据南京路口的庞大建筑。想１９３３年，英帝国主义不准中国银行的新大楼高过旁边的沙逊大厦，逼迫中国将原设计的３３层远东第一高楼降到比沙逊大厦矮一英尺的现在高度。中国人在中国盖房子还要听命与外国人，英国人的骄横可见一斑。如今，沙逊大厦已变成了和平饭店，与旁边的老中国银行大厦一同成为外滩被保护的所谓历史建筑。但我实在看不出这些殖民地遗迹有何保存的必要。这些房子，首先并不美观，只是当时的普通建筑；其次又没有特殊纪念意义，保存下来不能起到教育，纪念的作用；第三，这些房子的风格与整个中国的建筑风格并不谐调，艺术价值不高。当然并不是要把它们推倒拆迁重建，只是用不着去刻意保存。
现在，我脚下金茂大厦的高度已不再受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但旁边正在兴建一座日本人投资的什么金融中心。那房子建成后，将一举超过金茂大厦的高度，并成为世界最高的建筑。我想，中国是不是应该限定它的高度呢？要知道，你不限制它，它将来有了机会，照样会限制你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以德报怨的。这以德报怨是中国人发明的遮羞布。是阿Ｑ精神，是不敢去打击敌人，害怕敌人报复的借口。
二ＯＯ一年来上海时，上海已经大变样了。延安路高架桥一修，我就不太找得着东南西北了。不过，出门时在旅馆门口说一声，出租车就会快捷，准确地把你送到目的地，一点儿也不耽搁。当时的上海出租车，ＮＢ得很。喇叭长鸣，到处争道。既不守规矩，更没有规则。其它的各方面，也不成章法。上海有一点突然发财，钱还不知道怎么用的味道。最记得的是通往东方明珠塔高层的电梯上，一百元一人的票，当时算很贵了。电梯里站满了人，可是那身材不错，笑容不多的服务小姐还要拼命往里塞人，就是不往上开。我儿子愤怒起来。他仰头指着英文警示对那小姐说，这电梯只能载十人，现在已经有十二个人了，你还要往你装，不可以的，很危险。那小姐大吃一惊，满脸通红地向另一位脸拉得同腿一样长的小姐说，快关门，快关门，格小人懂得这个英文哉。勿好再放人咯。我们才得以顺利升空。我儿子顿时成为他妹妹眼中的大英雄。
太阳终于羞答答地出来了。第一抹阳光，当然照耀在陆家嘴东方明珠塔的圆球上。以前在下面没看出来，现在就在旁边，才看出那些球是紫色装饰。用紫色，也许是取万紫千红的意思。不过我认为这东方明珠塔没什么特色，孩子们更干脆叫它珍珠奶塔。建塔的年代刚刚开放不久，眼中大概只有港台，还没有放眼世界。金茂大厦就稍好些，不过外层用了许多不锈钢管装饰。美观的作用不多，反而增加了清洁的难度。可能就是清洁不易，所以这大楼有一种灰扑扑的感觉，不十分明亮。但里面的设计则相当不错，漂亮大方。真有五星旅店或者超五星的感觉。
西望浦西，晨曦中的上海更是精彩。黄浦江上的汽笛，拉开了上海新一天的帷幕；面西面南的两间房间，更象是１８０度的全景电影，着力描绘着上海滩的不平凡。如果不从空中鸟瞰，还真难体会黄浦江舟楫如梭的景象。左近的陆家嘴新建筑一幢接连着一幢，一幢比一幢新颖。玻璃外墙在早晨的阳光中，时髦大气，很有国际新都市的气势。不过孩子们怎么找，也没能找出阿汤哥大显身手的那一幢，失望ｉｎｇ。相形之下，对岸的外滩则显得老旧低矮，要到晚上，才能在彩灯的辉映下找回几分当年的繁华。
这大上海，还真是大上海。
三、血拼襄阳路
跟朋友们约好晚上见面后，我们钻进出租车，出租车钻进延安路隧道，载我们到城皇庙附近早餐。本来是要去淡水路的，但听说小菜场已经被拆迁了。
早餐当然很丰富。一般来说，国外回来的人比较偏爱晚餐，因为晚餐的东西种类比较多。其实，上海的早餐也是很棒的。你不但能吃到道地的上海早餐，还能吃到全国各地，东洋西洋的各式早餐。面包，面点，米糕，粢饭都可以选择。以前我从不知道上海人早餐也吃小馄饨，这次也见识了。我们要了小笼包，发糕，生煎馒头，油豆腐线粉汤等，全都吃完。儿子又自己到前台要了龟苓糕。从此喜欢上龟苓糕，全国各地都找，说还是上海的最好吃。
饭后，直奔襄阳路，去见识一下即将拆迁的襄阳路市场。
果不其然，面临世界末日的襄阳路市场风声鹤唳，哀鸿遍野，到处是甩卖之声。但你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血本清仓，跳楼出货。生意人是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尤其是上海的生意人。事实上，近年来的襄阳路市场，只是商家的橱窗。真正的商家，尤其是那些做仿冒品生意的，早已化整为零，把商店开进襄阳路，淮海路四周的万千大街小巷里了。弄堂里有，居民楼里有，廉租的办公室里有，小旅馆，小宾馆里，租间房子，也有。襄阳路市场只不过是一条大蜈蚣的主干，由四周的无数细足在支撑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拆了襄阳路市场，一定会产生一个没有襄阳路的襄阳路市场。
在一个摊位面前，我们对那些蹩脚货色不以为然。这算什么东东嘛？不要说是在上海，就是在纽约的中国城也不会有人买的嘛。精明的女掌柜察言观色，轻轻地说：“你要看好的，这外边肯定是没有的。要往里面去。你们要去哇？去，我就叫人来带帮侬…”
“远吗？”我们犹豫，又怕不安全。
“不远，不远，就在旁边。”女掌柜不由分说地打开了手机。
“有没有Ａ货？”我故作老套，把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名词派了出来。
“什么都有。现在最好的不叫Ａ货了，叫水货。跟真的一模一样。”一边说，女掌柜一边拿出一本厚厚的样品簿。她指着上面的各种名牌产品的图片说：“你们自己先看看吧，什么档次的都有。”
我们翻了翻图片，还真是仿制得维妙维肖。起码在图片上是这样。我本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但好奇心驱驶我去看个究竟。
来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精瘦男子，远处另有两个小伙子跟着。女掌柜看出我们的疑惑，善解人意地说：“放心放心，他们是来帮你们拿东西的。你晓得的，现在吗，有的地方多一两个人手好…”我后来才悟出，这三个人，一个是主要的导购。另两个是警卫似的脚色。防备市场稽查，也防备其他商家抢夺客源，同时也可能要防备捣蛋的顾客。我们就在一家这样的半地下商店里看见六七个印巴人在与店家脸红脖子粗的大吵，店家都有点儿招架不住似的。唉，做这生意也不容易。
这一趟奇怪的襄阳路购物之旅，真在大太阳地下走了不少路。天气又热，地方又小，货品也不怎么高明。但女士们乐此不疲，我就只有奉陪到底。
抗日战争时期，物资Ｔ乏，没有汽油，缺少另件，所以人们形容当时坐长途汽车是：
一去二三里，
抛锚四五回，
下车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而我们这次的采购，用那顺口溜来套，可以说是：
一去二三店，
花银四五千，
购物六七件，
十八九挨宰！
为何店家的数目怎么这么少，不是进了好多家店吗？女士们的解释是这样的：买了东西的店才算店，否则只是看看而已。同理，她们要自己花出去的钱才算数，我代刷的卡不算数。不过好在收卡的店不多，人家都要现金。
不管我们被宰了多少，砍价成功不成功，这襄阳路购物之旅还真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孩子们可以看看上海普通人家的生活，要不然，他们还真以为上海是由金茂大厦和正大广场合成的。看看里弄人家在板凳上吃饭，在衣架下纳凉，在水泥槽子里淘米洗菜，在光线暗淡，温度高强的过道里炒煮煎蒸。就不是很大的文化冲击，也应该有相当不同的感受。最起码，可以回答他们从小就有的一个问题，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到美国去住啊？中国不是好好的吗？我们当时总是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爸爸妈妈有机会移民出去，起码可以给别人留一个稍大一点儿的空间。这一次，从摩登的南京路到简陋的弄堂，到处都是人，从清晨的豫园到午夜的外滩，还是到处都是人。他们感慨地说，中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四、礼貌的出租车
前几次回国，对国内的交通颇为头痛，有一次在成都，还卷进一场车祸。那些出租司机们的超高超技术，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素质，令人叹为观止，实在不好意思去坐。对司机与司机之间，司机对行人的漠视也印象深刻。行人与行人之间还好，互相精诚相见，团结过街，大家结阵而行，就差没有手挽手了。让那些想钻空子，各个击破行人的司机们无机可乘。但无论如何，我每次过街，坐车时总是反复叮咛，左右观察，系好安全带，关好门窗。好几次，成为同伴们的笑柄。说你真变成美国人了，就你这样子，当然去打伊拉克要吃败仗。真是纸老虎，少爷兵。
这次在上海，对出租车司机的印象却大好。比之后来各地的出租车，上海的出租车看来水平最高。
前面已经提到从虹桥机场送我们到浦东的出租车司机，水平不低。后来多次打车，印象越来越好。上海的出租车司机相对礼貌，对路人和别的车也比较谦让，多次看见他们让路，让车，让行人，真是礼让行车。我开始以为是管得严，后来发现很多是自发自动的。
首先是鸣号。以前，上海的出租车和全国，全第三世界的出租车一样，喇叭声连天。从坐上出租车，到付钱下车，喇叭声不断。司机们习惯成了自然，不摁喇叭好象没开车似的，当然。这里的司机也包括所有的公家车与私家车。现在大不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喇叭声。礼貌行车，上海勘称全国第一。相形之下，北京的汽车喇叭声就喧嚣得多。我在北京住在十六层楼上，从早到晚，楼下的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虽说也是不准摁喇叭，但司机们照摁不误，警察则没有什么权威似的。把这疑惑请教北京的朋友，朋友笑着说，不是警察没有权威，而是当官的更加威权。你想啊，京城里头，天子脚下，谁的官不比个警察大？你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不要说北京市的警察局长，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长都得陪小心，你说你犯得上吗？而上海城市里的喇叭声则明显地少多了。有一次从浦西回浦东，司机一声喇叭都没有摁，了不起。
其次是干净。上海的出租车比其它城市的出租车干净。司机的白手套是真的白手套。座椅也很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态度。上海出租车司机的态度，明显地要好于其他城市。就是有了争执，也尽量说理。相形之下，有些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们有一股说不出的大爷味道。他们好象对这项工作满不在乎，委曲了他似的。一副我不干这个我去干别的就是的派头。对自己的工作不喜爱不重视，怎么能干好呢？这样的态度最后落实到乘客身上，乘客所得到的服务就可想而知了。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们则大都兢兢业业，比较认真。也许他们心里也有种种不满，但他们的口头上和行动上却不会表现出来，起码不会对陌生人表现出来。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既然干上这份儿工作，就要把它干好。
五、红旗与煤饼
带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回到旅馆，正好碰上前来晤面的朋友们。
本来定了西餐厅的牛排，但朋友们不感兴趣，一定要作东请我们去正大广场的小南国。上海的朋友们，成功的不少，很是海派，我又不习惯抢着付账，只好领朋友们的情了。这小南国是吃蛇宴，来一条大王蛇，两斤多重。一斤四百元，两斤就是八百多。加上别的，近两千元，而且我们还没有喝酒。不过那些果汁相当不便宜，一般的一盒都四五十，鲜榨的更贵。和美国一样，商家都在酒水上赚钱。
吃完饭，余兴未尽。一行人再杀回浦西，直奔淮海路新天地喝咖啡叙旧。把当年的旧事，轶事，糗事，好笑之事或不好笑之事，通通回锅，冷饭热炒。惊奇的是原来如此，不过如此；感叹的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有道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想那文化大革命，说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今坐在这新天地星巴克楼上，只好埋怨造化弄人。
这新天地的故事，大道小道都有。上海市民盛传贪官以旧区改造的名义，把原来的居民赶走，强行搬迁。对上面却说是旧房改造，一字之差，税赋也差很多，被开发商与贪官分了。但这些硕鼠贪得无厌，就连用这种手段得来的地产，还克扣房主的征收费，想完全来个白吃，最后引发了大地震。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这地方真需要改造，就会拆了重建，因为肯定是危房违建才需要拆迁。现在这么粉饰一下就上市赚钱，就说明它本不是危房，不需要拆迁。须知，上海待改造的旧房旧里弄多的是，居住条件极差的多的是，怎么就会轮到这一片拆迁？分明是有人看上了这一黄金地块。地理位置好，里弄保存得好，交通方便，离商业区，观光区近便。这些条件加起来，就难逃开发商觊觎的眼光。可恶的是，贪官与奸商勾结，不但把本来是商业行为的买卖开发变成了政府征地，还变本加利地吃掉了一大部份，原居民只得到了极少的补赏，那点钱，不要说在市区，就是在远郊，也无法买到同样面积的房子。
因为如此，对新天地的印象就不好，看什么都不顺眼。在我眼中，这所谓新天地完全是个旧天地，是贪官与金融资本勾结的产物。这里的老板全是港台人和外国人，中国的个体经济根本无法负担如此昂贵的租金。店铺里的商品不但不是为普通市民消费，就是有相当经济基础的上海人恐怕也只可以远观。在这里，你只能看见外国人在耍中国人的活宝，你只能看见年轻漂亮的中国女人在吊外国老男人的膀子，要知道，这新天地的隔壁，就是那一大会址，对比是如此强烈。真不知道这新天地是不是就是当年那十二个创始人所要的结果？如果是，那么何必革命？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难怪，舌尖齿利而又牢骚满腹的上海人要嘴角一撇说：新天地么，“前面红旗飘飘，后面煤饼敲敲。”这煤饼，又叫蜂窝煤，上面有许多洞眼。制作蜂窝煤，要先用水拌好煤粉，倒进圆筒，然后用带有许多铁棍的模子用力敲打，形成有蜂窝状洞眼的煤饼。所以这敲煤饼是什么意思，大家去想就是。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能在这里敲煤饼的绝不会是普通人，不是大款贪官，就是港台老外。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上海新天地实在走得太远。它好象是要故意把贫富矛盾尖锐化，把潜在的不满表面化，把尚未形成的对立提前化，把良性肿瘤癌症化。一边是私人会所，穷人与外人免进；到处是精品商店，万元以上的衣物不知要卖给谁。演员是洋人，观众是中国人；招牌是洋文，顾客是中国人；明明是中国货，却要标上洋文来卖；明明是中国人，却都要说两句洋文才时髦。一句话，这上海新天地是香港殖民地模式，是炒作，是哗众取宠，是暴发户才需要的东西，是根本无法与北京的胡同保户区或７９８艺术区相提并论的变相新租界。
我太太却满喜欢新天地，她说我太敏感。她说，你对梅龙镇广场，三里屯那样的商厦酒吧街都能接受，自己还到新天地里的星巴克喝咖啡，为什么对新天地大家挞伐？这不公平。再说，北京的东方广场，所谓的东方新天地，好象比这里更奢华，你一样在里面消费购物，何厚彼而薄此？我想了想说，北京的东方新天地，也不是一只好鸟，但起码它是真正的拆迁。这上海的新天地，来路是那样的巧取豪夺，连拆迁都免了，所以深恶痛绝。
六、中百一店的小插曲
对南京路，西藏路交口的中百一店，一直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当年的中百一店，居全中国购物的四大圣地之首。（复习一下，其它三大圣地为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州南方大厦，天津劝业场。）它里面有一架罕见的电动扶梯，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电动扶梯。当时看见它，心里那个激动，真跟找到了组织一样。
旧地重游，当然要去朝拜。进得店来，那电动扶梯却不知去向，但旁边楼道里的电梯却是一点儿也没变。想当初我们住在九楼的天台上，电梯只到八楼，下了电梯，要再爬一层才到天台。有时下雨，天台湿漉漉的，南京路的灯光反映上来，真有上海屋檐下的感觉。
这一次却真是去买东西。写好票，去收银台付款，再回来取货。七找八找找到收银台，很亲切，还是那种老式龛笼式的柜子，用木杆围上，有一半圆形小孔，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正在低头看账什么的。见她忙，便退后半步，以免瓜田李下之嫌。稍停，咳嗽一声，示意我的存在。她抬抬头，视若无睹，又低头忙乎。稍后，一位太妹模样的女子靴声得得地走了过来，她无视我的存在，把那装饰豪华的大挎包往那小孔前的木板上一摔，就要付款，里面那人，竟也抬头伸手，就要接发票。
“慢着，”说时迟那时快，我语调慈祥地询问，“这里，不需要排队吗？”
接下来的发展有些出人预料，这两人的神色好象是见了外星人。先是怀疑我是否有神经病史，继而揶喻我装模作样，最后建议我去见集团总裁。但我磕守底线，坚持我先到先付款。事情动静有点大了，那边的柜台和我家人都过来观摩。中百一店的结论是我自己站得离小孔过远，如果我紧贴木板，不给太妹以可乘之机，就不会发生下面的事，所以是我自家不识相。我太太的结论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语言不通，披挂不全，没上阵就是一副败象，还是撤离为好。于是我们虚张声势，且战且退。
那么我们到底要买什么东西呢，值得这样兴师动众的？儿子患有小儿哮喘，用一小包装着他的吸入剂等等。他到什么地方都背着那么一个小包，很不帅气的样子。小包在飞机上开了线，害怕药品丢了，所以决定换一个新的给他。他还舍不得原来那个旧的，因为那是电玩任天堂的授权产品。他商标意识很强，襄阳路那边的仿冒品他是不要的，情原要一个最普通的国产。现在，他得意地说，叫你们不要去买，窝火了吧？那些人变态。他安慰我说。他妹妹跟上来一句，就是，人妖。好家伙，在北京去了两周的中文夏令营，就学会了这么俩词儿，一千八百元人民币一个，发音倒是字正腔圆。
七、夜晚的南京路
二ＯＯ一年来上海时，南京路步行街已经很漂亮了。孩子们还特意去坐那观光车，从头坐到尾，再坐会来，兴高采烈。晚上，街灯亮起，这一对生长在美国乡间的孩子直惊叹中国大都市的繁华。
这一次，装饰更加漂亮，灯光更加明亮。市民更加自信，衣着，特别是年轻人的衣着更加有品味或更加没有品味。小伙子们的衣服越来越松垮，称为“酷”（Ｃｏｏｌ），我称为“引”。这“引”是英文ｉｎ的谐音，原意是入时，当令，翻成中文后还有引导潮流的意思。这是我的翻译，特在此申请专利。女孩子们的衣着却是越来越短，越来越露，越来越不象衣服。我本来要写越来越不象样，害怕批评，改了。尤其是那裤腰，越来越下，令人提心吊胆。你看她们一排排坐在路边的石凳上，从后面看去，腚沟毕现，一排的“腚沟妹”，这又是我的新造词，再申请专利。０５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里，一排讲德语的年轻女孩坐在石凳上，从后面看去，就是这么一幅情景，当时吓了一跳，直惊诧洋妞的大胆前卫。如今在南京路上旧景重现，还真是感叹中国与世界接轨得很。若有人要说，你为什么专门要去看女孩，还要看腚沟？答曰，乳壕实在过多，且多为人造。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上这种穿着还真是有碍观瞻。那些女孩穿成那样，其目的就是要人看，要引人注目，要“炫”。如果一个人真能对如此光辉光彩光明光滑光光的物体无动于衷，应该说反而是这人有了问题。就好象杰克。伦敦写的马丁。伊登，当马丁对满街的美女无动于衷时，他的女友非常焦虑，隐隐感到他的生命之路快到尽头。
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代沟。我们自己年轻时，不也标榜我行我素吗？不能到了自己这一代，就要求改变自然规律吧？苏格拉底两千五百年前就说过的。
但在南京路上，穿得如此暴露，很可能给人以错误的印象，尤其是在夜晚。
十点钟，辉煌的楼形灯息灭了，只有街灯还相对昏暗地燃点着。一般来说，灯一暗，好戏就要上场，这华丽的南京路步行街也不例外。昏暗的灯光，正好给某些不需要什么光明的行业提供了场景。因为照相，我单独落在了太太和孩子们的后面。一转身，一个穿着短而露的漂亮女子正挡着我，眼光很放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这么僵持了比正常多那么多的时间。看我没有反应，她嘴边的浅笑变成了不屑。突然，她从我身边直走过去，当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我正奇怪她的行为，却看见那边走来一个单身的洋人。原来，她找到了更可能的猎物。只见她快步上前，到了那人身旁，慢下脚步，装着不经意碰见似的，老练的扭头一亮相，等那洋人开口。果然那洋人说了些什么，那女人大笑着引诱。谁知那洋人右手拊左胸，点点头，然后把两手一摊，咕噜而去。令那女人好不失望。失去了洋货，再回头来找国产，可她看到我与家人在一起时，再次失望而去。我太太神密兮兮的对我说，你看那边。我说我早就看见了。她说，不是这一个。果然，街对面暗淡的街灯下，另一打扮妖绕的女人正与另一白头外人相拥而去。
正迷惑间，忽然发现宝贝儿子不见了。定睛一看，两个半老女人正在与他拉拉扯扯，说是要请他去品尝饮料。这小子一年来猛窜一头，挟着母家东北人的血统已与他老爹难判高下，难怪那两个王婆不知道已经犯下了侵犯未成年罪。太太上前斥夺，竟还被质问，你是他什么人？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太座勃然大怒，说我是他妈！母性天然，护犊情深。王婆们还不放手，说你那么年轻，不像。儿子不知问题之严重，说去喝一杯就回来。他哪里知道，如果去了，今晚这世界上一定会减少一名处男。太太对我喝道，还不快来帮忙。于是我义不容辞地过去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收不收外卡呢？王婆们说，不收不收，那边取款，指的是工商银行。这一招不灵，我便举起手里的照相机说，照相呢，去可以照相吗？王婆们警觉起来，说不照相不照相，才讪笑着松了手。
呵呵，夜晚的南京路，下一次我是不是应当自己单独来？
八、上海人
朋友派车来接我们去杭州，是与上海道别的时候了。出城的时候，我请师傅在复兴中路上转一转，那复兴公园对面的重庆公寓里，有我许多美好和不美好的回忆。复兴公园没怎么变，当年三分钱的昂贵门票，不知道涨了多少。只记得当年我和表弟们要等天黑人骑人从围墙上翻过去。现在想起，可不跟墨西哥人偷渡美国差不多？
老式电车也早就没有了，当然那叮铃声也跟着变成历史。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姨母和我坐在后排的长椅上，听那卖票阿姨用小小的惊堂木敲打着车帮。姨母掏出一毛钱，叫我去买两张票，四分钱一个人，她说。她自己有月票的。于是我奋勇上前，到了美丽的卖票阿姨那里，车一颠簸，我脱口而出，买两个票。
刚才美丽的卖票阿姨突然不好看起来，她把车票和找钱塞到我手里，鄙夷地说，两张票，不是两个。转身，对其他乘客不屑地说，格小宁讲两个票，怪哉。
于是前半车的人哄笑起来，格小宁，伊拉讲两个票。买两个票。
我满脸通红地把票和钱交给姨母，她也很没面子。回到她家，她对母亲说，四姐，你怎么教的嘛。我母亲是她的四姐。
母亲也没好气地说，他又不会讲你们上海言话。她们都是从前的联大学生，不是谁可以吓倒谁的。
“那他现在就应当会讲！”姨母坚持。那声调，后来我在哈代的小说“彼特利克夫人”的结尾似乎找到回音。
时隔多年，这次我在澳洲与姨母秋后算帐，自觉苦大仇深。
哪有此事，她根本不承认，不信问你妈妈看看，她说着就要打电话回美国。老姐妹没什么事，一天到晚就电话聊天。
那么多好事都记不得，就记得些电车票，咸豆浆。姨母如是说。
怎么不记得，当年在永安公司买了一条六元人民币的卡叽裤，两旁的缝线是双跑明线，穿回哈尔滨，其轰动程度跟七十年代末的羽绒衣，八十年代初的香港衫差不多。
还算有良心。姨母这才放下抓在手里的电话。
我嘿嘿笑着，想的仍然是卖票阿姨—阿婆那张可以由好看变为难看的脸。
中国各地以地方称人，区别人的提法里，上海人大概应该给人以最突出，最有群体感，最鲜明的地域观。
“阿拉上海宁（人）。”上海人常常如此宣称。
很多时候中国以省籍来区别人，如山东人，河北人，有时以一个大地区，如东北人。讲官话的地区，隔阂少些，语言不通的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排外情绪相对浓一些。文化经济差的地区，排外就少，因为事事有求于人，文化经济发达一些的地方，反而排外，因为害怕别人来沾光。上海经济发达，所以人们觉得上海人排外。其实他们只不过几个老乡在一起用乡音乡谈。侬听勿懂，不是阿拉上海人的错，教把侬讲上海言话，侬也讲勿来。上海人说。
如今的上海人，上海话也越讲越少。京腔雅言到处皆是，外国话更是不稀奇。稀奇的反而是外地人在上海肆无忌惮的讲外地话，根本不在乎上海人的白眼，那样的白眼也越来越少了。
那天跟朋友告别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上海人的变化真大呀。
朋友以为我说的是上海的变化，点头同意说，就是就是，许多地方我们都认不出来了，路也找不到了。
我说，我说的是上海人。朋友看了我一会儿说，我看没有。
我说怎么没有，你们现在讲普通话了，吃辣椒了，不听评弹了，怎么没有？
朋友说，你还是不了解上海人，你说的变，其实就是没变。变了的是上海的外表，没变的是上海人的精明。
变，就是没变，很辩证。你要是近来到过上海，你同意他所说吗？
□ 华夏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