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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热:打电话

                ·冷 热·

一、小漏子

  厂子里做学徒,刚满师的时候,给国外亲戚打电话,亲戚孩子接了,不大能说中文,我英语会话能力比他的中文还差。弄明白我是谁了,亲戚的孩子说“wait a moment”,放下电话走了,我不太搞懂那句话的意思,估计是让我拿着电话等一会儿。电话里面听见他走到门口跟他爸爸说话,他爸爸站在院子里割草,慢吞吞将割草机停了,慢吞吞走回到屋里,洗干净了手,拿起电话,说:“喂,我听着,你说吧。”第一次往国外打电话,手腕上表的秒针走得特别快,碰上这样一个“moment”,半个月的薪水没了。

  电话那时在中国没有普及,厂子里一共有三个电话,厂长书记办公室和隔壁的政工组,墙上打出一个大洞,电话搁在洞里合着用,一个人拨打电话,两边都听得清清楚楚。供销科里放着一个,剩下的那个接在传达室里。师傅们打电话,要跟看传达室的李大妈说好话。李大妈好说话,但饶舌,所谓个人隐私在她那里不受保护。一个师傅怀上第二胎,两口子打电话商量,愁都愁死了,李大妈坐在旁边,脸上笑模笑样。不几天,厂里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孩子后来生没有生下来我不记得,但厂里人给孩子起的名字我牢牢记住了。那名字起得够损,含沙射影她丈夫那天晚上避孕套没有戴好,叫人家“小漏子”。

  我头一次回国,小厂已经不在了。楼房一下子高出来好多,城市在变化,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到处跟工地似的,今天挖开明天填上,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吵吵闹闹。第二个印象,周围一下子多出来很多人,操不同地方的口音,像是从横七竖八的工地上钻出来似的,突然走在了大街上。第三个印象,走在街上的这些人,仿佛都在做很大的生意,赚很多的钱,有很大的气派,手里拿了漂亮的手机,一边开车一边歪着脑袋跟人通话,“喂,你说吧。”“喂,你再说一遍。”“喂,你到底想说什么?”

  漂亮的手机,忙碌的人群,熙熙攘攘的城市,让人有些恍惚。我揉着眼睛,去厂传达室打电话的师傅和从来没见过面的小漏子便晃在了面前。

  小漏子如果生了下来,活到现在,恐怕也用上手机了。

  二、教授

  周末接到一个国内长途,找我。妻子拿起来,听两句脸上就不高兴,话筒扔给我。

  “喂!”我小心翼翼。

  “冷热吗?我是你爸爸!”

  “我爸爸早死了。”我说:“孙子,你打手机还是座机?如果是手机,告诉我附近座机的号码,我给你打过去。”国内电话费贵,那边来的电话,一般让他们挂断了我再打过去。我不打人家的手机,除了我这边charge,那边也按时收钱。

  这又是一个漏子的爹,从前光屁股玩在一起,没大没小。我没法跟妻子解释。漏子爹念研究生时,骑一辆到处作响的破自行车,从遥远的清华园,长途跋涉到市内交道口,我没少敲开关了门的食堂,弄一些剩饭剩菜出来犒劳他。毕业后回南方一所著名大学教书,书出了几本,课也上得不错,但一到评职称分房子的时候心里就不痛快,就想骂人。没法让人痛快,他说,非本校嫡系部队,同事之间不睦,领导那里不受重视,最近,夫妻也反目了。这些我都没法跟妻子解释,有些事情解释不清楚。什么叫朋友?什么叫中国?听他打来的电话就明白了。

  漏子爹话匣子一向打开就关不住,何况又是我这边付费。首先提到他家老二,从小看出拿物理或化学诺奖的潜力,今年初中毕业,考重点学校只差了三分,找人通融,一分一万块钱,三分三万块。我说同志哥,为了民族早日腾飞,三万块不算什么,三十万块咱也得花。早先我曾经讥笑过他,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一条基本国策,连农民老大哥都懂得,只顾自己崛起却不肯把套套戴好了,你怪谁。我想告诉他是我错了,我不该说那样的话,对漏兄基因估计不足,我很后悔,那个重点高中也错了,将来肯定要把肠子给悔青了。但我插不进去话去,他说话跟放机关炮一样,从老二考高中失利到学校试行人事制度改革,选举教研室正副主任,一会高屋建瓴,一会运筹帷幄,流水行云,其间没有任何过渡。我跟妻子挤挤眼睛,将话筒轻轻撂在桌子上面,蹑手蹑脚,钻厕所里去了。

  解完手,喝了一杯水,信步走到外面信箱看看送信的来过没有,还站在门口欣赏了妻子精心种植的花卉,一去一回,足有五六分钟的功夫。待我转身回来,破自行车依然吱嘎作响。漏子他爹毫无倦意,不屈不挠,话筒里面,清华园赶往交道口那股子可敬的理工科劲头丝毫不减,滔滔不绝,一声更比一声高:

  “……你说气人不气人,大前年过年的时候家里的电表坏了,学校电工找不到,除夕没有电怎么过?我爬上墙去,找出根线临时接到外线上去。大前年的事,屁大的事,他们也记得清楚,也好意思提出来,说我偷电!你说气人不气人,我一个教授,能做偷电的事吗!等事情调查清楚,教研室主任也选完了。”说到这里他才肯喘一口气,随即又进行一点补充:“还说我上实验课摸女学生的手!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拿起话筒,咳嗽一声打住了他,一本正经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你到底摸没摸人家的手?我可是记得你从小就喜欢摸人家的手。”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我操他娘,我告他政治陷害!”

  “你真的也没有被选上?”

  “没有。”

  “那……那就等下次吧,”我十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尽力安慰他,“千万别告,好歹还得在学校里做教授。嫂夫人那里写份检查,深刻一些,讲讲清楚。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中国马上就要民主了,下次你直接竟选系主任好了。”

  三、同学

  我中学的同学正在筹建通讯录,有一阵跟他们电话比较频繁。当年的同座,如今在XX军区升做空军大校,成为班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电话打过去时,我敢打赌,他绝对地被我吓了一跳。

  “首长辛苦了!”模仿广场上阅兵的口气,我先发制人。

  “你哪位?”他问。

  “首长吃过饭没有?”我避而不答。

  “刚吃了晚饭。”

  “首长在干什么呢?”

  “休息,看电视。”

  “首长身体好吧?”

  “还行。你哪位?”他再问。

  “首长上过中学没有?”

  “上过,当然上过中学。”

  “首长记得在哪里上的中学?”

  “记得。XX市XX中学。”

  “首长记得班上有哪些同学吗?”

  “记得。冷热、苏XX、施XX……”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首长记得他们的学号吗?”

  “记得。冷热、48号,苏XX、20号,施XX、32号……”

  “首长记得苟富贵毋相忘这句话吗?”

  “小子,你个坏小子,冷热!”他叫喊起来。

  城市郊区菜农人家的孩子,拖着一双快要露出脚趾的鞋子,每天走十几里路来到学校,和我同坐一张桌子,一起背过司马迁还是陈胜吴广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我们跪在板凳上玩纸牌,勾肩搭背,一身臭汗。语文课考试作弊,我们一起被叫起来,站到黑板前面,整整站一堂课。一别四十年,苟富贵毋相忘,乡音不改,记忆不改,朴实不改。我说行啊,首长还能记住这些,哥们!够哥们!

  在这之前,我曾经给班上另一个女同学打过电话。读书的时候,我对她印象不错,甚至有过好感。我兴致匆匆打去电话,没等我开口,她先“喂”了一声。她的那声“喂”说不出来是招呼还是应付,极不客气极不耐烦,好象一块砖头,冰冷坚硬,直直地砸了过来。砖头后面,跟着泼来一盆凉水,“什么事?我可没有多少时间跟你罗嗦。

  我说:“Sorry,我打错了电话。”

  她的口气马上缓和了下来:“是你啊?对不起,我没有听出来,以为又是他们打来的。”

  她为人处事一向低调稳重,说话谦和,她的道歉反而激起我相当大的反感。她没有明确说出来的“他们”,可能指她的下属,也可能是别的人,有求于她的人。她在劳动局一个处里当处长,负责下岗工人的福利和安置。在下岗工人的眼里,她这个一处之长代表着政府。女同学离开学校后,在北方一个中小城市里工作,结婚有了孩子。出国之前,我曾为她调回南方到人事局里找过朋友。她跟着我去见人,那样和颜悦色,那样吴侬软语,举手投足间展示了一个三十岁过后成熟女人犹存的风韵。她被顺利安排进劳动局,开始做普通办事人员,非常敬业,非常谨慎,提到处一级的位置上,相信经过她自己的努力,也经过组织部门的再三考察。她和空军大校,都是我的同学,时光流逝,十几年过去,我们彼此之间难以面对了。

  如果我不是碰巧考上了大学,如果我后来的厂子里也下岗了,如果我还待在国内,她会怎样对待我?凭以往的关系,我想她会给我很多方便。她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去世时,我们都帮助过她,给过她同情,她应该记得。但地位变了,思想和感情变了,电话里面说话的声音不知不觉间也变了。

  客客气气谈了几句,一声再见,挂断了电话。我再没有给她去过电话,她也没有给我来过电话。同学一场,陌如路人,班级通讯录至今没能建起来。

  四、陌生的女人

  因为一个电话,我和她不期而遇。浅浅几句交谈,长长短短的人生滋味便在我们中间汨汨流过,心里头不知道哪个角落,碰上一块礁石,溅起几朵浪花,有个什么东西突然间被扯动了一下。

  我好几个同学都经历了中国式离婚,有的甚至多次离异,给他们打电话颇费周折,前前后后留给我几个阿拉伯数字,不能够确定哪一个是可以拨打的号码,哪一个可能遭遇难堪。有一年冬天,我在国外失业,快过春节的时候,感觉十分孤独。失业久了的人可能都有同样的心情,守着电话,想入非非,时间特别难熬。这时,我想起来一个同学,大学里和我关系很好,决定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说点辞旧迎新的话。我找出他以前写给我的一串电话号码,挑了一个认为合适的,犹豫着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在那边说话,“喂,谁呀?您找谁呀?”她说好听的京腔,“你”说成“您”。我报出同学的名字,她细细地“哟”一下,“对不起,您电话打错了,他不在这里住了,两年前他搬走了。”

  我说:“对不起,真是对不起,我是他的一个老同学,从加拿大打来。好多年没有联系,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闯进人家平静的生活,我遭遇了尴尬。

  她说:“我知道您的。没关系,这不是第一次了,他的朋友们偶然也打错电话。”

  我说:“是吗?都够混的,跟我一样。”

  “没关系。”她说,“北京现在半夜两点。”

  “哦,我忘了,我真忘了。我们这里比北京晚十三个小时。”

  “没关系。”她说,“快过年了,外面很热闹。”

  “快过年了。”我说,“这里在下雪,下很大的雪。”

  “你们那里也过年吗?”她问。

  “过。但不象你们那里那样热闹。”

  “是吗?北京没有下雪,北京好几年过年不下雪了。”

  “我好久没有去过北京了。”我有些说不上来的伤感。

  “是吗?家里的老人还好吧? ”

  “……”

  “对不起……”她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

  “没关系,”我安慰她,“人活在哪里都一样。”

  “下雪的时候一定很美。”她幽幽地说道,心不在焉,“下乡的时候我见过下雪,在黑龙江,下很大的雪……”

  电话里的这个女人一定是同学的前妻,不是他第一任就是第二任妻子。她的年龄给她的容貌带来了沧桑,说话声音里听出苦涩和闪烁。她本来不是这样,她有过幸福的微笑和美丽的日子,她笑起来的时候,一定露出来结实整齐洁白的牙齿。我的这个老同学,风流倜傥,学术地位不错,找的女人也不会错。他优点很多,他的缺点只有一条,他太有女人缘了。

  隔了一会,她返过神来,问:“是不是有什么急事?没关系,我可以给您打听。听说他最近身体不好,抽烟很多,上个月刚出差回来”

  “您……”我嗫嚅着问,“过得还好吧?”

  “没关系,”她坚持说,“我可以给您打电话呀”。

  放下电话前,我结结巴巴又说了一些什么。我说何苦呢,人的一辈子过得飞快。我告诉她不用给我打了,电话费很贵,多谢,希望她自己多加珍重。

  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天气,我一直记得那天的气候,记得那个跟我打过电话的女人。我把电话放回去,心情再度沮丧。外面能见度很差,大片大片的雪急剧降落下来,天地灰暗混沌。大风雪正猛烈袭击安省南部,那些还在路上开车的人,那些陷在机场和车站孤独等待回家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推开那扇温暖的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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