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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汉儒:李峪春秋青铜器的故事
小小山村现国宝 飘泊流离辛酸史-李峪彝器传奇存疑
今年是李峪彝器出土85周年，让我们揭起历史的尘封，再次一起欣赏它的瑰丽，聆听它辛酸、传奇的经历。
古老的李峪村
北岳恒山翠屏峰北麓西侧十里许，永安山、龙山之下，有一个美丽的花果之乡李峪村。每当阳春三月，满坡杏花怒放，十里飘香，蜂飞蝶舞，游人纷到沓来。然而，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杏花盛开的地方，而且是一个蕴藏人类文明的古村落，以其出土彩陶和青铜器而闻名于世。
大约在数万年以前，在地质上的“泥河湾期”，恒山北的大同盆地还是碧波粼粼的湖海，这就是古代的“大同湖”。大同湖消失之后，桑干河出现了，她蜿蜒曲折地沿着恒山山脉向东北流去。阳高“许家窑人”遗址、朔州峙峪旧石器遗址、怀仁鹅毛口旧石器遗址、浑源李峪彩陶文化遗址，足以证明距今四、五千年石器时期，古代大同人就在干涸的大同湖底、桑干河流域的沃土上，从事着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生产。
李峪彩陶文化遗址，就在村东南不远的庙坡（地名）。1951年2月，中央文物考察团曾专程考察了这一遗址。当时，田头渠畔，陶片、石片及石斧、石环甚多。陶片中，大部分为灰色绳纹陶、红色素陶，也有少量黑色或紫色彩绘陶。灰色绳纹陶绳纹较粗，红色陶表面光滑，稍有光泽，质细无砂，火度较高；石环多为绿色或灰色砂岩所制，剖磨精细，多成方形。当时还从村人穆夺和手中收得一个石臼、一个石锤（夺和一生好猎，石器系山野中拾得）。据当时亲临遗址考察的我国著名考古专家裴文中先生考证，从这些陶片的色泽、器形、纹锦上来看，既有来自当时中原地区仰韶期与龙山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李峪村最早见于文献金元间。金刘祁在其名著《归潜志·游西山记》中曰：“又前七八里至李谷，谷在永安山下，流波古木相交。”其后又曰：“迫暮，留诗而回，夜宿李谷。”元初名士麻华在《游龙山记》中曰：“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李氏山的家便是李谷村，这里说的李谷村，就是现在的李峪村。李峪村东南的山叫永安山和刘祁游览的西山（龙山）并峙而立。从这段文字记载可知，金元间，李峪便已形成村落，甚至比这个年代更早。峪，谷的代替字，故李谷亦同李峪。（峪中古时多为柏树，现还有树根残留）。据笔者考证，现在的李峪村址原在李峪沟西峪门的一个平台上，后因水患迁至现在的村址。村中流传“先有李清巷，后有李峪村。”村东庙坡下面不远处有李家坟地名及古老的坟茔。（现村中李姓甚少，大部分迁居浑源上韩村和南山穆家庄、李家庄一带，后有几支迁往雁北各县，以应县居多）。明时建有“李峪堡”，现堡墙残垣可见。文革中将保存下来的堡门（上建文昌阁）拆除，浮躁之至，令人遗憾宛惜（村中许多精美的古建筑均在“文革”中拆除）。
现世国宝传奇
李峪彩陶文化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但真正使这一古老山村闻名中外的，是李峪村出土的大量春秋时期的青铜器。
高凤章掘得国宝，颠沛流离辛酸史。早在85年前，即1923年阴历正月满二月初的一天，北方的初春还是春寒料峭，一场春雪过后，当空的艳阳将整个李峪村的黄土地映照得格外灿烂耀眼。刚刚过完大年的村民们，已开始了新一年的备耕生产。一天，村民高凤章像往常一样，起大早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四小娃、五小娃背着篓子去村东庙坡送粪。当送第二趟时，太阳刚出山，走在半道上的高凤章看到庙坡放光，虽然觉得新奇，但也不以为然，继续背着粪往前走。当把粪倒在地里，他开始抛粪（把肥料均匀地洒向地里，当地农民叫抛粪），两个孩子自然休息玩耍起来。在距抛粪处向东20余米的地方，两个孩子看到一个水涮窟窿（雨水冲涮而成），觉得好奇，下去玩起迷藏。其中一个孩子看到好似铁一样的硬东西，大呼小叫。父亲过来 ，用铁锨挖了几下，当他再次抡起铁锨挥向脚下黄土地这个窟窿时，一个个锈迹斑斑的器物暴露在他的面前，一个、二个、三个……，满满装了三个篓子，还没有装完。父子三人先背回家中，准备再去第二趟。几个邻居知道他挖出了“古董”，紧随其后，将坑内所有器物一挖而尽。消息不胫而走，村人蜂涌而至，扛着铁锨、镢头，硬是把一个小小的水涮窟窿挖成了一个“万人坑”，也有几人又挖得数件宝贝。据说，在近一个月时间里，三乡五里的村民将这块约二亩大的“宝地”连挖带筛，像梳头、萝面一样，翻腾、梳箩了一遍，不乏得“宝”者。据穆天和老人（现年89岁）讲，其父还淘得一枚“金扣”哩。
高凤章掘宝后，激动得夜不成寐，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这下可发大财啦！妻子更是跪在神龛前不住地喃喃私语，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祷告神灵的保佑。深夜，他左看看，右摸摸，越看越兴奋，越摸越心爱，盘算着美好的未来。蓦然，他被两件器物所吸引。一件是个“金牛”，呈卧姿状，头呈“回首望月形”，造形极为优美，通体金光闪闪，虽有锈斑，但掩饰不了它的金光与瑰丽；一件呈站立的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脊背上有三个大圆孔，中间一孔置一锅形器，可以取出，四足矮短，双目园瞪，双角充满张力，造形与使用完美地融为一体。更为奇特的是，牛鼻上穿有一环，牛尾处有一不规则小孔，显然原有牛尾。这件器物古时称牺尊。牛鼻环在古代被称为捲。有文字记载：“使五尺竖子引其一捲，而牛恣所以之，顺也。”据记载，我国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就有饲养家牛。但牛究竟何时被驯化，应用于畜力耕种上，学术里至今无定论。这件牺尊说明，至少在春秋以前，我国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驯牛了，这为研究中国驯化牲畜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高凤章当然不知道眼前这两头“宝贝”牛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常年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觉得这两件牛形器物又敦实又好看，对其格外钟情，每天起来瞧一瞧、摸一摸，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时刻舍不得离开。
李峪村出土大批古董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以至更远的地方。浑源知事谢承恩知悉李峪村发生哄抢出土古物案，立派警士率队赶赴李峪清查没收，充公后的18件清铜器陈列于县衙图书馆，组织了“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堂之“以古兴教、以古兴农”为幌子，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变卖活动。
与此同时，这一消息让一个人激动不已，他就是专门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器物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当时，王涅克正活动于中国塞北地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我国古代的青铜兵器。凭借古董商特有的敏感，他闻讯火速赶赴浑源县准备捷足先登，来个先下手为强。王涅克晓星戴月，马不停蹄地来到李峪村，花大价钱租房“安营扎寨”，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从村人手中买了20余件青铜器，并火速雇人运回法国巴黎。王涅克多次到高凤章家中，将不少器物收入囊中，可是这两件牛形器物高却怎么也不肯出手。王涅克当然不甘心，他又一次来到高凤章家中，对高采取连蒙带骗的手段，用沙哑生硬的汉语说，这种带满绿绣的青铜器是从土里挖出来的，放在家里不吉利，弄不好要有灾祸降临。可高凤章并不吃这一套，说破天，给天价，我也不会卖给你。王涅克接二连三碰钉子后，仍不死心。他在中国收买文物多年，是一个中国通，当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所在。
夜晚，明月高悬，不时几声犬吠，打破这个小山村夜空的宁静。怎么也睡不着的王涅克如坐针毡，他在屋里来回踱步琢磨着，这么珍贵的宝贝如何才能到手呢？王绞尽了脑汁。他想，“忽悠”不行，干脆就来硬的，于是他又心生一计。这一天，王涅克一纸诉状，将李峪村民高凤章等人告上法庭，罪名是当地农民把青铜器赝品卖给法商，而把真品卖给本县绅士。天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哪会弄个赝品，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当时的山西省政府闫长官也同时打起自己的算盘。闫长官可不是一般的“长官”，他虚以委蛇，声称难以调解，将此事搁置起来，最后不了了之。
李峪出土“宝贝”，县里的一些豪绅、权势都想占为己有，发一笔外财。俗话说“马不得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这些人谁不让谁，谁也怕对方先抢去，虎视眈眈，试目以待。相持之下，最后共同报官，鼓动县政府再次竞卖。
“宝物”被拿出放在公共场合让人参观，整日观宝者络绎不绝，都以好奇的目光一看再看，但谁也说不清楚是些啥“宝贝”。热闹一阵子后，慢慢地冷淡下来，放在那里，一放好几年，好像被人们遗忘一样，原来想发财的人看到无利可图，也不多关心，少有过问了。
不知是哪一年的秋天，忽然来了个江浙一带收买古董玩器的商人，看见这些宝物，别的啥也不问，单买那个“金牛”，开口给价五百大洋，后加至一万大洋。当时县城内以麻国华（字席珍，清末举人，任过县长，民国咨议员），李伯鱼（浑中校长）为首的几名绅士一看有人来买，这才知道是稀世珍宝，嫌价钱低没有达成协议。后再三盘问那个收古董的商人，但始终没有吐露真情。
这件事被县城内天主教堂意大利籍的神甫得知，他想染指，出谋让意驻华大使商务参赞从意找买主。一意籍商人来浑源看到“金牛”后，开价就给5万大洋。时任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浑原籍）、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田汝翼（浑原籍）等人，以价贱为由，插手干涉，不准卖给。后经数次斡旋，最后以25万大洋达成协议。后浑源广大群众一口咬定是卖价30万银元而变价（实际内中有猫腻，走漏消息）。特别是浑源中学几百名中学生和一些进步人士任汝勤（抗战时间浑源第一个党支部书记）更是激烈反对。全县整天念叨克扣卖“宝”5万元这件事，学生不上课，联合各界群众上书，要求重新处理。
因变价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引起这些政要、绅士、商人们的警觉。意商一心想买，两头难惹，后忍痛多拿出5万块大洋作罢，一场卖宝闹剧暂时拉上了帷幕（以后有人传说“金牛”被意商转手卖给美商）。
又不知是哪一年，浑源县政府收回充公的李峪出土的这些青铜器，被一个叫卢丰年的人以29万大洋买走，结束了这场十几年的“青铜”大战。至于这两次变卖收入是否用于农教及地方经济，实在是天晓得的事情。一些专家经过多年考证，认为卢丰年就是大文物商卢芹斋。卢跟民国元老张静江合作，过从甚密，从事文物倒卖多年。经他倒卖出国的文物不下千件，许多著名的文物都是经他手倒卖出国的。卢将李峪这批青铜器藏于暗处，几次转移，最终拽到了上海。有多年倒卖文物经验的卢知道这批青铜器的价值。在中国，以牛为造型设计的青铜器，出现在商代晚期，它既是礼器，也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其纹饰华丽，造型美观，工艺精湛，令后人叫绝。看着这些美仑美奂的器物，卢打起了如意算盘。要想赚大钱，必须将这些东西运出国外，卖给欧美的博物馆，嫌大价钱，于是他谋算着将这批文物偷运出国。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卢准备将文物偷运出国的消息很快传开，舆论一片哗然。一批有责任心、正义感的爱国人士痛心疾首，对其痛加指责，口诛笔伐。同时，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办事处亦致函浑源县政府，告以出土东周铜器为稀世珍宝，如任其分散，殊属可惜，不能自由处置。可惜为时已晚。
1947年4月18日，上海《申报》以“古物外流偷运出国换外汇，文化浩劫古董商到处搜罗”的大标题，对其进行了大篇幅的揭露报道。同年7月，著名学者郑振锋先生在洋洋万言的《保存古物刍议》中，痛斥不法古董商，称走私文物的卑劣行径是民族的奇耻大辱，应全力打击那些盗卖古物的不肖子孙们，必须及时挽救民族文化的厄运，堵住大门，不能听任流散出去，及今不图，必将追悔莫及。
面对强烈的舆论，卢芹斋当然不善罢甘休。他派人将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寄到上海博物院，威胁有识之士放弃对这些文物的关注，用尽一切威胁手段，企图达到盗卖出口的目的。
抗战爆发，卢担心东洋人对这批青铜器居心叵测，故继续辗转坚壁秘藏。就这样，在卢氏国内代理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和法国驻华公使馆的庇护下，又藏入箱中。由于战火的弥漫，这些东西好像从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消失，无人提起。
事情至此好像已经结束，但并非如此。抗战胜利，百废待举，卢芹斋认为社会无暇顾及古物，料想时机成熟，便蠢蠢欲动，将精心伪装过的17箱文物于1948年7月26日运往上海码头，准备不日搭载美国邮轮启运纽约，而在报关单“货品”栏只填上仿古品字样。
1948年9月，上海北外滩码头，人头攒动。一艘轮机轰鸣的邮轮，即将从黄浦江边解缆啟航，桅杆间下垂的星条旗，暗示轮船将驶向目的地。码头上有几位制服笔挺的海关关员，吆喝着码头工人小心地将一排大木箱抬到邮轮上，这里装的正是准备偷运出国的李峪青铜器。随着响亮的汽笛声，这批器物眼看着就要装运上船了，突然几辆车由远而近，风驰电掣般地停在栈桥跟前，从车上迅速跳下几个人，挡住了码头工人的去路。来人要求开箱验货。海关关员急忙过来解释说，已经验过了。来人从公文包里取出几份文件道，奉内务部之命，这批报关古物急需重新验货检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些人是上海市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他们已经获得线报，李峪青铜器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国。为阻止国宝流失，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海关检查指令，并将全部国宝封存，不许出口。就这样，李峪青铜器又躲过了一劫，避免了流失海外的漂泊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海关扣留的李峪青铜器等文物交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落户于这座大雅之堂中。其中牺尊成为上海博物馆标志性珍藏——镇馆之宝，被观众评为最喜爱的上博十大藏品之一。
据后人统计，这次李峪出土的青铜器有60余件，其中40余件流失海外，保存国内上海、太原、大同博物馆的不到20件。1936年6月，中国文字学家、青铜器专家商承祚编著出版了《浑源彝器图》一书，据上个世纪50年代曾在浑源中学读书的老人们回忆，见过此书。麻席珍老先生记录了当年收回充公浑源县政府有18件青铜器，并附了文字说明。上个世纪70年代，浑源水磨町村（麻先生的老家）一农民在李峪村干活（给生产队编柳货），曾拿出一本记录这批文物的毛笔手写本让村人看。
至于高凤章挖得“宝贝”，不仅没有发财，整日担惊受怕，多次被官府、土匪敲诈，气得一病不振，不久与世长辞。他的六个儿子大部分当了闫锡山的兵，均无后代。
据《雁北今古》载文，1964年冬阳高“四清”时，曾多年侍候过意大利天主教神甫的小夫役徐权发透露，在浑源竞卖活动中，神甫以端荼倒水、买菜做饭辛苦有功，赏给他白洋300元。徐连夜带回原籍买了两处院子，发了一小笔外财。
高凤岐犁得国宝，遭匪劫险丧性命。高凤岐与高凤章同属李峪高姓凤字辈，居住峪门。就在高凤章掘得国宝五、六年后，高凤岐在庙坡北面靠下处自家坟地犁地时，犁得两件青铜古物，均呈锅形，下有三足，一有盖，另无盖。开始不敢示人，一直秘藏家中，后想出手变成钱买几亩地。随之到太原请人做了两个精致的木匣子，并照了照片，到了潞城县找到时任县长的姨兄左恒祥，让其出手。左是浑源凌云口人，有爱国心，不愿染指此事，遂以“时局不稳，不合时宜”为由，让其带回家中，妥善保存。高凤岐再次秘藏院中窨内，并下挖数尺，置放一小瓮中掩埋。
谁知高凤岐卖古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浑源东山土匪王旅耳中（据说时有一千余人），王即派部下郭旦（浑源神溪人）等人去到李峪村，于夜间将高凤岐及其大儿子高进善（时年十二、三岁，现年89岁）挟持至落之洼村，严刑拷打，高将其“宝物”交出，父子俩才保住了性命。后父子二人大病一场，遂给子弟留下一句话“那是个要命的东西”。据村中老人回忆，李峪村出家当了道人的穆好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恒庙参禅打坐时，曾见过这两件“宝贝”。现两个木匣子一个在其三子高成善家中，一个在其孙高玉泰家中。2008年春，笔者走访高进善、高玉泰时，见到了其中一个，匣子呈长方形，长一尺二、三，高、宽近尺，上贴绿色细布，四角包铜、铜合页、铜扣，虽已破旧，仍不失当年的美观。照片70年代孩子们玩耍，不知下落。
张培文偶得国宝，明大义献给国家。张培文，李峪村人，居住在庙坡下边的东湾。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农业学大寨时期，张在秋季给生产队护田，在庙坡北面与高家坟茔不远处的土塄下挖避雨窑时，挖出数件青铜器古物，藏于家中，不敢声张。
后来张拿了几件小件到大同上、下寺出卖，行中人给他指点迷津，说大同风声紧，你到呼市吧。张乘上火车去到呼和浩特。一露手，便被文物部门人员没收，同时通知山西省文物部门跟踪追查。山西文物部门有关人员在浑源文化局人员的带领下，去到李峪村进一步追查此事。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韩壁（现年77岁）负责接待，配合调查。在来人耐心说服教育下，张培文觉悟，明大义，顾大局，将所得文物从自家院 中对面山根处一个小窑洞中拿出交公。韩壁老人回忆，洞中放一小瓮，上盖一破小锅，以柴禾掩之。共四件，一件呈锅形，下有三足，口边处有花纹，无盖；一件呈上小下大瓶形，瓶体有花纹；一件为铜剑，一件为马羁一副、马蹬两个。农村改革开始没几年，张培文去世。
李峪彝器存疑
李峪村为什么多次出土青铜器，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墓葬说。据笔者所见资料，走访村中老人，说是墓葬品。查阅有关资料，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此地没出过什么显要、贵族人物。假使外来贵族为什么要葬于此，说不清楚。据现年89岁的高进善老人回忆说，高凤章挖掘时，坑内未见尸骨，有木板，但不是棺木。也有人说有尸骨，众说纷云，难辩真假。
庙产说。也有人认为李峪彝器系庙产遗物。出土文物地点叫庙坡，分南庙坡、北庙坡，据说曾建有五谷神庙等。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在此挖出过多处庙宇地基，现仍有瓦砾砖块等，故有人疑为庙产遗物。
战争遗物说。李峪是一个古村落，地势险要，历代驻军把守。李峪沟过去在军事上叫李峪口，站在村北向东向的山上望去，不到5公里的山上就有9个烽火台和两个驻军遗址，庙坡西的李峪沟门建有“六郎城”、“穆柯寨”，经考查属内长城雁门关段，南至西河口，经李峪村南的落子洼（村名）、六郎城、穆柯寨向西延伸至凌云口、北楼口，直达雁门关。现在“六郎城”遗址清晰可见，周围的地名、村名等均与“杨家将”的故事有关。有人推测，这些彝器很可能是某朝代驻军从某地掠夺而至，暂寄于此，打败仗撤退时未来得及带走。笔者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
彝器变卖资金处置质疑。李峪彝器经两次变卖（也有人说是一次），所卖资金如何处置？不得而知。亦未见史料记载。有待史学家深入研究。
“鬼子”进村了
李峪村多次出土贵重的青铜文物，闻名于世，不仅上级文物部门重视，而且也引起许多文物收藏者、古董商以至盗墓贼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时常有一些陌生人到村东南庙坡等地转悠，有本地“走地仙”、“穿山鬼”，也有“南爬子”。特别是一些“南爬子”大多以看风水为幌子，平时为人定点，行话叫“认眼”，认不准叫“打眼”。遇到高规格的古墓时才会亲自下手，行话里叫“支锅”，锅支不起来就是“走空”了。据说这些人盗墓很讲究，多为两三人，进墓之前先洗手，点九寸长香，香灭之前人必须出来。做活的时候不说人话，有自己一套暗语，这套暗语不是内行人基本听不懂，不入此行的人，就是有人教也学不会，有点“天授”的意思。
2008年清明前后，笔者去庙坡实地考察，就见到两个盗墓口子，长约1.5米，宽约70公分，深约7尺，其后挖向里面，外面挖出土质新鲜，显然为近年所为，据说已取走“东西”。据村干部讲，近两年在村南晚上时有多束手电筒的光亮，村干部组织民兵几次驱赶捉拿未果。2008夏季一天，笔者到李峪村南“松树坟”考察“穆承姬墓”（清时任玉山县左堂）时，发现此墓亦有被盗痕迹。可见，近年此地“鬼子”进村了。建议有关部门对其加以保护，结合恒山旅游景点，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008年夏写于李峪村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