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勇:北岳恒山的历史变迁
·梁勇·上次，我给大家讲了寻找古北岳恒山的历史证据。从五个方面证明古代北岳恒山，就是现在阜平县和唐县交界处的大茂山。
那么。北岳恒山如何从河北的大茂山改到山西浑源的宣武山的呢？
史学界对此长期是众说纷纭。
早在1987年，笔者针对山西一位叫古鸿飞的学者在《地名知识》刊发的《恒山地名趣谈》的文章，撰写了《再论恒山之变迁》的短文，发表在山西《地名知识》1987年第一期，简要讨论恒山变迁的历史过程，试图澄清今人关于北岳变迁的误解。
此后，《河北地方志》、《燕赵晚报》、《河北青年报》、《燕赵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就北岳恒山的变迁的史实问题，采访笔者，有的对笔者20世纪80年代的考证成果做了报道。但对北岳的认知，在学术界仍然存在误解。
2004年，《河北学刊》刊发了王畅同志《晋冀恒山之争与中国山岳文化》，重提曲阳北岳庙“为遥祭北岳恒山神而建”的旧说。甚至认为，从古代文学作品中看，明代乔宇《恒山记》，《徐霞客游记·游恒山日记》、杨述程《登恒山记》“等皆直指浑源恒山为北岳，此乎从未有过什么变迁，更看不出有过晋冀之争”。并指出：“恒山不是指的某一山头，它应是指一个山脉。这个山脉，属于太行山的一个支脉，它延伸于晋冀之间约150公里，包括今之山西的浑源、灵丘与河北的阜平、涞源、曲阳一带” 云云，否认历史上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笔者不敢苟同，因此，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了《再论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再陈拙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
其实，在元以前，北岳恒山在河北，而与浑源毫无关系，这在大量的史学文献中并不存在异议。因为历代正史和《元一统志》以前的所有地理总志中，都有明确记载。只要稍稍研究过、甚至只要系统地翻阅过这些历史文献的学者几乎都知道。
北魏地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明确地记载了滱水流经的高氏山与恒山之关系，曾经出使契丹经过北岳恒山的北宋河北西路都转运使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有明确记载，史实十分清楚。而浑源的玄武山似乎无望从元代以前的文献中找到任何与恒山相关的片纸佐证。至于王畅同志提到的明代乔宇、徐霞客、杨述程等人直指浑源恒山为北岳，以此作为浑源始终就是恒岳、抑或始终也是北岳一部分的依据。显然是缺少对历史文献的认真翻阅。
宋代以前，北岳恒山在曲阳，正如东岳泰山在泰安、中岳嵩山在登封、南岳衡山在衡阳、西岳华山在华县一样的明确。因此，山西浑源玄武山不可能与河北曲阳县分享恒岳的名分。在明代以前历代文献中关于“北岳恒山”的定义，也都从来没延伸到山西和浑源一带。直到《元史·地理志》大同府、大同路、浑源州，都只字没有提到与恒山有任何的关系。
可见，北岳恒山古今有别，这是不争的史实。没有任何模糊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后来的北岳恒山改到了山西浑源呢？
从历史史实看，北岳恒山的变迁，主要是因历史的误会所致。
五代以后，北岳恒山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的边界，尤其宋辽对峙时期，大茂山成为宋辽战争要地，山间的宗教建筑和恒岳“上祠”废毁，作为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人文景观丧失殆尽。加上恒岳主峰距曲阳北岳庙百里之遥，历代朝廷的礼臣奉使祭祀北岳，只到北岳庙而不登恒山；尤其是金朝分曲阳县北部置阜平县，导致了北岳恒山与北岳庙在文化认知上的分离。引发了河北人淡漠了北岳文化名山的地位，而只强调北岳庙祭祀岳神的作用。为所谓“遥祀”之说提供了附会的机会。因此，现存于曲阳北岳庙的《大宋重修北岳庙碑铭》也承认：“天下之岳五，独有北岳名不著。岳有祠，不知废于何代，今庙于曲阳，由唐以来记刻皆不载废迁之由。” 可见在北宋时期的文人心中，恒山上的“岳祠”已不知废于何代了，恒岳本身的认知度已大打折扣。
再加上河北的土著人士，滥用“大茂山”、“神仙山”、“神尖山”之类俗名替代恒山正名，导致恒山知名度的沦丧。这是一种文化认知的悲剧。
从明代开始，山西的文人们开始指认浑源的崞山、高氏山和玄武山为“恒山之余脉”。他们的理由可能有三个方面：
一是崞山，在五代、北宋时期战争影响相对较小，山上多庙宇寺观，僧侣、道人称“玄武山”、“玄武峰”、“玄岳”、“紫岳”。其中有些古代北岳恒山原有的寺观，在战乱中迁徙到此，甚至佛教僧侣、道士自称恒山某某寺、观。为民间附会为恒山提供了可能。
二是因为“玄武”，在传统文化中代表北方，而且浑源的高氏山正是唐河上游的发源地，与河北的恒山一水相连，一谷相通。
第三是，有些官吏、文人，将北岳恒山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附会于浑源的玄武山，而且采用类似当今旅游开发的手段，伪做了各种恒山的遗迹。如战国时期晋国正卿赵简子登恒山处、东晋高僧释道安在“恒州山中”之遗迹、唐代恒州道人张果修行之遗迹，以及唐代诗人贾岛恒山诗作等等， 这些人在恒山的事迹，本来发生在河北“恒山”，《晋书·释道安传》有明确记载。唐代道士张果在恒山中修行的事迹，《新唐书·方伎·张果传》和《资治通鉴》都有明确记载，乃由恒州（治真定，今正定）刺史韦济发现并举荐给唐玄宗，显然发生在河北道恒州境内，而与浑源毫无关系。但是却通过传说附会到玄武山。 经若干年附会的民俗化，山西浑源的玄武山知名度有了一定的积累。到明朝弘治七年（1494）有人在玄武山上显赫地镌刻“恒宗”两个大字，如今称为“大字湾”。
嘉靖三十五年，就是1556年，明朝的皇帝在玄武山“求真芝十二本”，称“玄芝”。此后，山西文人干脆称玄武山为“恒山之主脉”，而将河北的恒山称“恒山之余脉”。
在这种背景下，明代的礼部尚书乔宇（1457－1524）、旅行家徐弘祖－徐霞客及以后的明朝中后期文人，作为游历浑源玄武山的匆匆过客，赏美景，抒情怀，在其文学作品中将其称为北岳，正像当今许多文学名人、艺术明星在文学作品中赞赏浑源恒山一样平常，很难作为断定恒山始终没有变迁的佐证。即使是被后人推崇备至的徐弘祖――徐霞客，其实不过是个描述性的旅行家而已，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他的《徐霞客游记》仅仅游记而已，与郦道元的《水经注》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更是绝对不能作为考证历史问题的佐证。
还必须指出，虽然明代一些文人都将浑源玄武山称为恒岳，但从文献来看，有明一代，任何皇帝都没有下诏改封浑源玄武山为北岳恒山。
到嘉靖、万历年间，北岳的晋冀之争开始进入朝廷的议事日程。
一些地方官吏不断上奏朝廷，请求改祀北岳恒山于浑源，但屡屡遭到一些朝臣的坚决反对。
嘉靖廿六年，就是1547年，“河南陈公诬奏罢曲阳庙祠。”大臣周寅坚决反对，为此，这位大臣在曲阳北岳庙专门刻立了《北岳庙图记》。以记载曲阳北岳庙的建筑格局。
遗憾的是这位周寅对史实了解甚少，因此，在碑中仅仅是感慨北岳庙之宏大，北岳神灵长期安居之乐业。甚至说：“恒山居无岳之一，而雄峙于混源。……曲阳无北岳之山，而乃北岳之方位之地也。”
可见他也说不清北岳庙建于曲阳的真实历史背景。他反对改祀恒山于浑源的理由仅仅是曲阳县“乃北岳之方位之地也。”这显然难以以理服人。
但是，朝臣中毕竟不乏熟读经史的一些学者，能阐明北岳不能改祀的理由。《明史·礼志》记载：万历十四年“大同巡抚胡来贡议移祀北岳于浑源”。礼臣沈鲤 “力驳其无据。”[①]指出：“《大明集礼》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礼曲阳是。”[②]沈鲤的这段论述一方面证明：明代没有任何一代皇帝正式改封浑源玄武山为北岳。不然，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作为礼臣的沈鲤断不敢如此坚定地反对改祀北岳于浑源。
第二是说明，浑源称北岳，只是州志碑文传说，没有任何正史经传的依据。
当时文人不断请求改祀恒山的愿望，正是在恒山与北岳庙长期分离背景下，希望通过改祀实现北岳与北岳庙文化的整合，解决北岳文化衰落的现状。其文化上的初衷显然是应该肯定的。
经历几十年的辩论，山西官吏、文人始终没放弃改祀北岳的主张，但又无法回避历代正史记载的史实，因此，直到明朝灭亡，“改祀北岳于浑源”的愿望也没实现。
王畅先生列举《明史·地理志》记载：“恒山在（曲阳县）西北。”又说：“浑源州南有恒山，即北岳也，与北直隶曲阳县界。”试图说明浑源恒山与曲阳北岳恒山，都得到明朝承认。 其实，从文献学来说，《明史》是清朝大臣张廷玉主持编写的，其中不少内容，掺进了清朝统治者的一些意志，这大概是史学界毋庸置疑的常识吧。
清朝顺治十七年秋七月，刚刚入关不久的顺治皇帝，根据大臣上奏，批准 “移祀北岳于浑源”。从此，浑源玄武山经敕封而正式成为北岳主脉，但为了顾忌汉唐以来历代文献记载的不可篡改的史实，又不得不承认曲阳北岳恒山之地位，于是就有了曲阳恒山与浑源一脉相连的说法。如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一曰常山，亘保定府西境及大同府境。” 其实，明以后的文献都回避了金朝分曲阳县北部置阜平县的史实，不敢承认北岳恒山已不在曲阳县境，而被分置给阜平县。
从此，完成了北岳恒山变迁的历史。但由于北岳的晋冀之争主要集中在朝臣、上层文人与礼臣之间，因此，民间对其中的史实知之甚少。尤其是经清代数百年后，就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不仅曲阳县具有近2000年文化积淀和1500多年建筑史的北岳庙，被后世称为“遥祭北岳恒山之庙”，且在许多现代书籍、地方志和有关文章之中，对北岳的历史都存在含混之词。
比如中华书局版198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五岳史话》说：“元、金、明、清诸代建都北京，曲阳恒山在京城之南，同北岳之称不符，而恒山主峰在山西浑源，位于京城之北……”
1985年8月4日《光明日报》刘啸《从五岳中没有黄山说起》也说：“元金明清诸代建都北京，曲阳恒山在京城之南，同北岳之称不符，清顺治十八年根据礼臣的建议，改祀位于京城之北的山西浑源为北岳。”
2002年12月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纂《河北风景名胜》一书，在保定市有关名胜介绍中，也使用了“遥祭恒山北岳庙”的标题。而且没有正确说明北岳庙与古北岳恒山的关系。
其实，众所周知，中国的五岳在周秦时代就已形成，秦汉以后成为一种礼制。但并不曾有以某朝代京城方位而改五岳的史证。比如西汉、唐朝建都长安，并没有因西岳华山在京城以东而改易；南宋都杭州，也没有因东岳泰山在西北而改封。明初朱元璋祖孙两朝建都南京，东岳泰山也在其西北。
再说，浑源恒山（北纬39度）之方位也不在北京之北，而在北京（北纬40度）西偏南。
还有，直到《元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曲阳县……北岳恒山在焉。”而浑源州只字没提到恒山。可见直到金、元时期，浑源还与恒山无任何关系。因此，北岳恒山之变迁，与金、元、明建都北京本无关联。
北岳恒山变迁的过程，首先是因河北人文化意识之淡漠，逐步放弃了对“北岳文化礼制”之责任，而为精明的山西人提供了赢得“恒山”名号的机会。而且经历长期舆论准备的山西官吏，把握清朝入关之机遇，利用顺治皇帝对历史事实的蒙昧，将祭祀北岳的权利从河北争夺到手，不仅成就了一座晋北的文化名山。也实现了北岳恒山与北岳庙文化上的整合，使具有2000年文化底蕴的恒山文化得以传承。应该说，这是中国山岳文化传承史上的一个大手笔，也是对中国山岳文化资产利用的一个独特范例。历史证明，通过恒岳之变迁，山西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利益。
而河北的北岳恒山，却从汉唐以来的历史文化名山，被庸俗为“大茂山”、“神仙山”之类，以致最后沦为一座非常平庸而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山峰。从文化资产视角来看，河北因此而失去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北岳”的名分……
更滑稽的是，自清朝改祀恒山于浑源之后，曲阳北岳庙的宏伟建筑群，在河北人的心中竟被附会为“窦王殿”，讹称“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之宫殿”。甚至北岳庙内为供奉一颗陨石而建的重要建筑“飞石殿”，在河北被讹称“殿中飞来石，是从浑源恒山‘飞石窟’飞来的，因而在曲阳建北岳庙遥祭北岳”。甚至在这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旅游解说词中，存在着难以枚举的附会传说，而对历代碑刻、文献所载的凿凿史实，却很少关注。这不能不说是比失去北岳恒山更大的一种历史遗憾。
北岳恒山之变迁，留给历史一个可悲的笑柄，也留给后人太多的人文反思。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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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史·沈鲤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影印本《二十五史》第十册，8386页；
[②] 《明史·礼志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二十五史》10册，《明史》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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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源】：塞北风情, 北岳恒山悬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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